2003-11-29 01:45:00
《一个人的房间》是以独特的笔法写成的一本书，作为论述类型的文章，伍尔夫却试图以散文的笔调娓娓道来，其中呈现出一种努力，即不仅要在内容，还要在文体上实践自己的观点——同时具备男性的逻辑明晰性和女性的优美情感。文章的开头似乎让人感到一种愤怒，公共教育对女性的拒绝，社会规范和习俗对女性发挥艺术才智的限制和讥讽，男性作者谈及女性时流露出的偏见，只要挖掘缺失的历史书页以及本时代被埋没的现实，就足以引起普遍的愤怒和不满。作者从当时以及历史两方面的著作和评论出发，首先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他们在评论中对女性智力的贬低，作者看来，无疑是期望从女性这面魔镜中看到夸大了的自我形象，从而获得一种慰籍，而他们的观点大多缺乏可信的考证，只是激烈的情绪宣泄。针对女子才智遭到的贬低，作者用描述故事的形式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在伊丽沙白时代，确实不可能出现一位莎士比亚那样的女子，其原因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习俗对女子受教育和进行艺术创作的严厉阻挠，以及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以至无法拥有进行创作所需的起码客观条件。社会乃至家庭成员对女子创作抱有的态度不只是漠视，而是一种敌意和刻意嘲讽，她们甚至无法毫无遮掩地完成自己的手稿。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意味着一个独立空间，还意味着不受干扰和自由勇敢的表达，这种条件，即便是在最潦倒的男性诗人那里，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女性却要在厨房，在半掩的房门背后用吸墨纸盖住未完的手稿，仿佛在风雨飘摇的小舟上歌唱。
上述困难在女性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也是无法消除的，在接下来作者列举的女性作家中，她分析了她们在写作上呈现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一再指出环境的窘迫给她们的作品带来的影响。先是一些出身贵族的女性作家，如温切.西尔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到中产阶级的贝恩太太，以至出身平民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三姐妹，她们都呈现出自身女性式的优美和细致的观察眼光，特别是简.奥斯丁，她能够从传统的男性写作方式中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叙述话语并始终坚持它，为今后的女性写作开辟了一条道路。她们的写作题材大多限制在狭小的厅堂之中，这与她们无法拓展生活空间有很大关系，但她们能在其中尽情显示自己的犀利目光，以小见大，或嘲讽，或歌颂，使相似的题材呈现丰富的表达空间。她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女性写作更多的偏向于小说的形式，因为小说更像观察的产物，不需要像诗那样运用抽象的思辩（像奥斯丁那样的平民女性，是无法接受更多正规教育的），也不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来完成，它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像蚂蚁堆砌食物那样，用更长的时间把片段组合起来。她们的天赋和坚韧毅力使她们突破环境的局限，在劳作的零星空余时间里完成的小说，并未因为时间的断续而失去连贯流畅的风格，事实上，它依然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浑然天成。但另一方面，创作的窘迫还是在她们的叙述中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来，平静的叙说有时会被哀怨的情绪打断，“本该写得冷静时，却写得激动，本该写得机智时，却写得呆板，本该描述她的人物时，却描述了她自己。”“她的天赋永远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书必然有扭曲变形之处。”这些都源于女性作家对自身状况的不满和寻求更大自由的强烈渴望，隐秘的渴求扰乱了她精心构造的叙述。这不仅是夏洛蒂写作的欠缺，也是同时代女性作家的通病。
由此，话题延伸到更深层次的探讨——关于小说写作的诚实态度。这种诚实态度不仅指写作时平和纯粹的心境，还在于，一个女性作家，如何在写作过程中避免男性批评的干扰，从男性视野中走出来，建立自己的世界。作者把目光集中到一位当代女作家玛丽.卡迈克尔身上。她的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突破了传统作品中依赖男性及婚姻关系表现女子形象的手法，大胆地表现女性之间的微妙情谊，开辟了新的表现天地，这又是极其困难的——“我想看一看，玛丽.卡迈克尔如何着手捕捉那些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姿态，那些从未说过或只说了半截的话语，当女人独处一隅，未曾给另外一性的光怪陆离的光线照亮时，这些姿态和话语本身，不过像是飞蛾掠过屋顶时留下的暗影。”但在这个微妙的世界里，女性第一次独立站到舞台中央，通过彼此的话语和手势，照亮了自身。她们表现出完美的智慧和“极其精妙”的个性，这种优点无法通过男性世界中的勋章荣誉来证明，证明恰恰是通过这些获得勋章和各种荣誉的男性作品来体现的。历史上如雪莱、歌德、伏尔泰等伟人，他们对女性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倚赖，“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仰慕女人，追逐她们，与她们一道生活，向她们吐露心声，同她们做爱，描写她们，信任她们，显露只能说是对另外一性中某人的需要和依赖。”这恰恰表明，他们对女性特质这一自身缺乏的品质的需要，说明女性性格特点的重要和“精妙”，男性需要通过她们补充自己干涸的思绪，使自己的创造力在不同境地的滋润下重新活跃起来。而这也恰恰是对那些自负的男性批评的一种回答，他们蔑视的，也正是他们竭力寻求的。
叙述似乎在引向对女性不平地位的分析以及愤怒指责，而事实上，作者像吹熄一只蜡烛一样，突然熄灭了她潜藏的愤怒。她并不想成为一个愤激的“女权主义者”，她的态度是冷静的，她看到的不是逐渐直起腰来的单独的女性形象，“眼见两人走到一起，上了出租车，我就不必再费力气，而头脑也复归和谐。”这不是女性的愤怒抗争，这是两性的融合、互补，一个“雌雄同体”的优秀头脑，才是作者的最高理想。谈论性别差异，正是为了最终遗忘它，在人的基础上，存在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高度发达的头脑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会专门或孤立地想到性。”作者最欣赏和期待玛丽.卡迈克尔的也是“她像女人一样写作，与此同时，又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因此，只有当人意识不到性别时才会出现的那种性的质感，不禁活泼泼地跃然纸上。”这才是本书论述的最终目的——期待一种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特质的写作方式，最本真的，心怀仁慈的写作。在这种状态中，人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偏见和愤激的左右，表述如清泉一般汩汩而出。通过消除对性别的关注，使两性达到最高的平等和融合。这不仅是伍尔夫对文学创作提出的理想，也是她对妇女问题的一贯观点。因此她也对女权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它强调性别问题，从而导致男性自我意识膨胀，反而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性别歧视。但这种构成论观点对女性运动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希求着一个更加合理的平衡点，这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
但不管怎样，伍尔夫关于两性融合的理想仍然是引人的，体现了她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独具的冷静客观的眼光，她以展现思路的新颖方式，给干燥的论述赋予散文的优美气息，从这一点来看，《一个人的房间》不愧为结构与形式浑然一体的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