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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4-05 17:29:00

下午到图书馆阅览室去，翻看卞之琳的翻译集子里有这部书，题献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于是就有了兴趣。看了六十多页，很好，我想当年伍尔夫读到时也会喜欢的。优美的历史，关于一个人，也是关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卞之琳带点古意的文字风格不适合现代性的伍尔夫的论文翻译，却和这种怀旧式的历史叙述正好合拍，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描述的典雅。这并是教科书那样刻板的历史记载，它将历史的阴谋和个人的细腻结合在一起，使历史展现出令人愉快的优美成分。一个女王的生活，童年不可思议的幽闭，完全暴露在外的一束脆弱的光线，她性格中温和与清晰的部分，平静表面下的波涛……在阅览室温暖的空气和从朦胧的半透明屋顶倾斜下来的白色光线中，这些文字是如此舒适亲切，时间不再是坚固的墙壁。

随便摘抄了一些小段落，一并放在这里：

　　小孩子变成了小姑娘，小姑娘变成年轻的女人了；可是她仍然睡在她母亲的寝室里;她仍然没有地方可以独自坐，或独自工作。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心寸步都不离她：直到她登位的时候，她从不曾有过一次下楼而没有人领着她的手。家风是朴实而有规律。时辰，日子，年月慢慢的，有秩序的过去。

　　这是她的不幸：在这个青春期中她周围的空气差不多完全是女性的。没有父亲，没有弟兄，带了粗鲁，带了卤莽，带了不羁束的大笑，带了外边的自由风，闯入日常生活的温文的单调。公主从没有被一个粗大的声音叫唤过；当然从没有感觉过一张粗糙的面颊偎贴她自己的柔软的脸；从没有同一个男孩子爬过一次墙……从此以后，女性的恭顺，女性的温雅，女性的热诚，把她完全关住了；她的精神在围栏中不大会感应到两大潜在势力，少了它们没有一个成长的生命会真正的繁荣起来的——一是幽默性，一是想象力。

　　一大群的爵爷，贵戚教皇，将军，内阁诸大臣，看见一开门，独自走进来一个身材很短，很苗条的女孩子，穿了朴素的重孝，非常威严，非常优雅地移步就座；他们看见一副并不美，却有吸引力的容貌——淡色的头发，鼓起来的蓝眼睛，一个小小的弯鼻子，一张露出上牙来的嘴，一个小下颌，洁净的肤色，尤其是天真、庄重、青春和镇定奇异的混合在一起的表情；他们听见一个不颤抖的高声音朗读着，字字清晰；于是礼成了，他们看见这个小东西站起来，仍然是优雅到极点，仍然是威严得可惊的从他们之间走出去，像她进来那样的，独自一人。

2004-04-02 13:55:00

在苏联的极左唯物主义背景下，魔鬼与圣人的故事显得尤其突兀，而正是这种突兀传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大胆讽刺。他在文字后面没有显露丝毫的犹豫，相反，他在笑，笑声就像魔鬼沃兰德的笑声一般通达天空。第二部玛格丽特出场，变成轻盈的魔女参加撒旦舞会，整个描述基调也陡然上扬，仿佛从深渊里猛然拉到了半空，在虚幻的广阔空间中，各种眩目的灯光、鲜花、酒浆赋予文字沉醉的舞步，魔女和复活的死者打破了现实的沉闷，在停止的一刻钟里纵情旋转。一切都进入了狂欢，想象力的狂欢，一切可能性熠熠发亮，向我们的玛格敞开。而在小说中不时插入的彼拉多审判先知的故事章节，则使小说如同在一种彼此交错向上的复调节奏中滑动，彼拉多的宫殿与郁热的耶路撒冷城中蔓延的忧伤构成了提琴的旋律，在现代背景的故事起伏之外宣布自己的存在。

唯一让我感到不足的是小说的结尾，在高潮结束后，作者仍然花费了过多的笔墨来完成每一个所提及人物的命运，这不仅是节奏变得拖沓，而且也使作者的写作用心过分明显刻意。同时，每个人物都在书本之内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堵塞了一切可能的通道，也就阻断了读者回味和想象的余地。总之，结尾对我而言，是显得过于圆满了，太完整的作品是拒人于外的。

2004-03-15 19:02:00

　　一提到杜拉斯我就要尽量谨慎，以免落入流行的“小资”情调，但阅读时总觉得，把杜拉斯的文字看作是小资调子是对她的滥用，并且，我们对《情人》说得太多，却忽视了她其它有声有色的作品。
　　
　　我想说的是近期看过的两个不长的篇章：中篇《琴声如诉》以及《夏日夜晚十点半》，这两篇小说的背景都是夏日，炎热的南方情调。在杜拉斯的笔下，炎热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像我们说：爱、绝望、死亡。炎热是一种持续的悲观，源源不断奔向黑色的终点。在炎热之下的人物是疲惫的，他们放弃了对希望的主动追求，他们听任自己被敞开，被剥除谎言，最后露出无法接受的自我和自我困境。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位年轻的已婚女性，似乎都触及到了婚姻问题。在《琴》中，主人公带自己的小儿子去学琴时目睹了一场情杀现场，当她一次次在港口边的酒吧里同一个陌生男人谈论此事时，她自己的处境也被逐渐揭示出来，她在幽闭的豪华生活中的孤寂和痛苦。木兰花的浓烈香气始终贯穿了男人的谈话，它和炎热一样，也象征着死亡的诱惑，象征着持续的痛苦，象征一种撕裂。同时，钢琴课上儿子的琴声也像一条线一般直直地穿过凝固的画面。她的叙述总是在一层隐秘的稳定力量下行进，如同在钢丝上行走，平静重复的表面下掩埋着内心的暗流。我想这也是杜拉斯总是喜爱重复的表面情节的一个用意吧，生活的表面总是单调重复的，而这种重复却无法掩饰在它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失望甚至绝望，无法把情绪也拉成一根直线。
　　
　　《夏日夜晚十点半》相比之下，情节发展要丰富一些。玛利亚一行在去马德里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雨，不得不停留在一个小镇上和其他游客们拥挤着度过一个夜晚。她发现了丈夫与同行的克莱尔的私情，她在孤独中将视线转向小镇凶杀案的主角——隐蔽在屋顶上的罪犯。他们都是孤独的，被婚姻欺骗了的人。她救他出城，想要和他建立友谊，拯救他，最终并没有成功。感情最终破裂了，在夏日阳光的折磨下，他们都那样疲惫，对爱情充满失望。故事因为凶杀这一事件的介入而显得独特，杜拉斯表面上把镜头的中心对准了藏匿在屋顶上的罪犯，实际却在通过他展开玛利亚的内心。在这里暴风雨担任了和木兰花香气同样的作用。玛利亚并没有对自己的婚姻做出挽救的积极努力，她只是在观望、等待，等待命运给定的结局。这就是杜拉斯的绝望——人面对命运的软弱无力。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悲剧到来之前，寻求一些短暂虚无的慰籍。
　　
　　杜拉斯是一位无法持续面对的作家。她带来的始终是痛苦。在我看来，她不是一个主动的作家，即她并没有主动追求技巧，追求新颖，她只是靠自己的天赋，自己的情感需要来写作。因此她不怕重复。她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中心，就如她自己，始终朝着那个方向大步走去，并不惧怕。她直视自己的衰老、绝望，并愿意所有的人都明白这点。

2004-03-12 18:55:00

                                                             左手写成的书
　　　　　　　　　　　　            ——《盲刺客》读后
　　这样的文字是无法复述的，被缓慢的手缓慢地书写，这个姿势穿过了僵硬变换的季节，像河水一般汩汩流动。静静的夜里我想起这个故事，只觉得无尽的心酸，仿佛它是一棵树，垂直地植根于我体内，延伸的枝条戳痛了我。这不是一个巧妙讲述的故事，穿插的章节最终成为情节的一部分，没有多余的，一个人的生命被分割成两半，在各自的领地里，它们生长，从黑色的眼睛进入死亡，进入永久的安详和谅解。
　　如果你追究，这将是和庸俗小说同样的平凡经历，但阿特伍德赋予了它不同的光芒，艾丽丝在衰老的生活中写下它们，就如老式录音机里留存的记录，她不慌不忙地讲，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白天和夜晚，她俯在无人的寂静角落，独自面对桌面。她忠实地，自然而优美地讲，而在盲刺客的故事中，她又任凭自己像蝴蝶一般脆弱地死去，怀着怜悯——

　　仿佛有一颗巨大的炸弹落下来，全城一片火海，一切都立刻燃烧起来——房子、街道、宫殿、喷泉和庙宇——统统都在爆炸，像爆竹一样迸裂。没有声音。这座城市在静静地燃烧，好像照片上的情景——白色、黄色、黄色和橙色。没有尖叫声。城里的人想必都已经死了。

　　他们躺在紫色的废墟上，所有人，空荡荡的家族，她和劳拉。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劳拉，她们是姐妹，一同成长、一同被出卖的姐妹，血液里嵌着耻辱的铭牌，然而她们又是孤独的，两棵并立的竹子，在没有土壤的空中漂浮着。“劳拉是我的左手，我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她们也共同奉献了自己的爱情，守护儿时的英雄。她们的生命不可分割。劳拉的执着和信仰是遥远的黑色海平线，她在等待神话中的女神以死亡许诺的安宁，她跃出悬崖，仿佛透明的鸟，有钢一般坚硬的骨架。故事被自身推动着向前，我们这些被卷进巨大涡流的不由自主的生命，将承受一切责难，被背叛的闪亮毒牙紧紧地追咬，被秋天的风剥去家园，剥去精神最后一点和缓的余地。
　　真相，这个苍白的词语和表面的辉煌做着斗争，照片上的影子试图抹去假装的漠然表情，祖母是金黄的，艾丽丝是天蓝的，在真相的世界里，我们还保有自己的颜色，活泼泼的温暖或寒冷。面具的用途是什么？一张又一张透明的网——狡猾，那么不可思议。悲痛在厚厚的毛绒衣服下喀嚓作响，冬天的冰块在夏天之前悄悄解冻，亮出锋芒。两次战争击中了酒浆明亮的大厅，一次更深的覆盖，或是埋伏，爆开的种子直直地往上窜，传递着陌生的新鲜血液。这个结局是愉快的，它是上了明黄光泽的照片——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在和缓的音乐中转动，如今它们是白色的了。

　　玛•阿特伍德有神奇的手指，“抚摸的产生先于视觉，先于语言。它是人类最初的语言，也是最终的语言。抚摸永远不说假话。”玛•阿特伍德不是在写，在陈述什么，而是在抚摸我们的神经。她的抚摸使悲哀者颤栗。狭窄的空气紧紧靠着我们，通过这段虚构的真实如若一场窄巷中的搏斗，我们无法用双手创造生。我爱这个故事，它们就像秋天潮湿的树叶，当你在下面走过，就贴上你的裤脚，成为你潮湿冰冷的梦的一部分。进入湖水，进入光华渐落的内核。秋天的果核是苦的。
　　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悲哀无法复述。

　　　　　　　　　　　　　　　　　　　　

2004-03-08 18:49:00

纳博科夫的这个短篇集子可能没有他的《洛丽塔》出名，不过我想可能更多的人会喜欢这些短篇。它们是清新的，带着芬芳的淡淡雾气，淡淡的忧伤。作者的俄罗斯血液使他继承了俄罗斯式的优美流畅，对人类怀有普遍而朴素的同情心，他描述那些漂泊在外的侨民生活，那些陌路相识与分离，带着些许神秘的色彩，让人在时光的交叉点感到生活的沉重分量。在较早期的作品中，作者有时会在情节上耍点小花招，制造出人意料的效果，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太多，同时，作者不落痕迹的流畅文笔也使这类技巧带有幽默和动人的真实内涵，这让我想起格非在《小说叙事艺术》中提到的：小说就是作家与读者的调情。恰倒好处的调度也可以像裙子上闪闪发光的花边一样，起到好的点缀作用。

2004-03-04 18:48:00

花了几天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了蒲宁的一本小说集子。
蒲宁更多的是个诗人，他的诗我没读过什么，但在他的小说中，却始终流淌着诗意。他偏
爱描写绝望的爱情，他以俄罗斯式的质朴爱心叙述自己的故事，他的描述与灰色而辽阔的
天空和雨水连成一片。在这片令人着迷的土地上，陌生的爱情在风中不可挽回地奔向死亡
，带着独有的呼啸，还有那些仿佛祷告般的自白。
他并没有用富丽缠绕的长句描述爱情与绝望，在《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中，他甚至用类
似律师推断及记录式的语言，简短、节制地描述精神的疯狂，而这一切都显得优美，天然
的优美，像诗一样，一棵树木的自然弯曲。
在凌晨宁静的灯光下阅读蒲宁是再美好不过的事，窗外雨水已经干了，春天的湿润气息浮
动，悲哀变得动人，如同母亲的低语抚慰着不安。
以这一点语不成句的言说，作为小小的纪念，作为对阅读的一种抵达。

2004-02-20 20:46:00

　　刚读完《刀锋》，忍不住想说两句 。
　　在看《刀锋》之前，看过毛姆的其他几部不太长的小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本以高 
更为原型的《月亮与六便士》，我甚至觉得，这是我所读到的，他写得最好，最简洁优美 
的一本小说。从这两部小说中可以窥见一些毛姆小说创作的惯性，比如，他故事的主人公 
总是一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流浪汉”，总是主动放弃稳定的收入与地位，跟随内心的呼 
唤，满世界寻求精神的故乡。在《月》中，斯特里克兰德的精神故乡是炎热的塔西提岛， 
是原始的热带色彩，而在《刀锋》中，拉里的精神家园在东方，在印度宁静和谐的信仰之 
中。故事的写法也有很大的相近之处，即作者毫不避讳地介入其中并成为故事的引导线索 
，在小说发展过程中，毛姆不仅是以一个纯粹的倾听和传达者的身份出现，同时还清晰地 
具备自己的性格。他在其中扮演的总是一个最优秀的小说家的身份：善良真诚，具有朴素 
的交际能力和好奇心，能够自由出入于功利与非功利之间，是所有人物的知己。这种写法 
和现实主义严格地追求视角的客观性，将作者主观评价排挤在外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使小说读起来新颖而有亲和力。更具有最古老的讲故事形式所具备的动人特质。 
　　可以说，毛姆通过《刀锋》塑造的是一个他心目中完美的真理追求者，拉里不像斯特 
里克兰德那样利己、粗暴、无法亲近，他是温和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与当时美国发展 
初期的功利主义完全相反。而他性格上的宁静、优美、自然，都是受东方精神（印度在小 
说中成为东方精神的代表）影响的结果。被他深深掩藏的精神伤痛来源于西方的战争，而 
他最终在东方光辉的沐浴下找到了慰籍，找到了坦然接受命运责难的力量。在反映了毛姆 
对西方急功近利的社会表现的失望，从而将眼光转向陌生却仍然处于非资本主义的自然状 
态的东方。印度关于无限绝对的宗教信仰，在黑格尔那里，是最早期的象征主义的产物， 
是模糊而不完全的，与基督教的宗教形式相差甚远，但在毛姆的笔下却成为了更加和谐智 
慧的思想，他在这种信仰中体会到原始和自然的质朴，是这种自然的神性而非印度教义本 
身真正打动了他。 
　　由此可见，毛姆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应该是一个东西方精神融合的人，具备西方的科学 
、礼仪，同时又富于东方的坦率宁静气质，从书本和行动两方面摄取了充分的养分，是一 
个像花木般优美自然的人。这些构想都在拉里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另外，他的怀疑精神也 
是值得一提的，他对自己扎根其中的西方精神提出了质疑，对上帝提出质疑，同时，他在 
接受东方精神时，也保持着理智的怀疑态度，从不轻信。这表现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人， 
一个从不轻易交托自己的人，他始终在思考，始终在质疑，始终在寻求答案。 
　　《刀锋》塑造的是一个边缘人的形象，作者通过这个边缘人反抗功利性的文化中心， 
这也是毛姆一生的创作追求。不过，作为一部小说，拉里的描述无疑过于完美，以至于失 
去了独特的个性色彩，他仿佛只是作为一个理想的概念出现。在这一点上，《月亮与六便 
士》就做得更好，人物处理更真实生动。再者，毛姆的这种写作形式也有重复之嫌，两部 
作品在主题和形式上有太多的相似，缺乏创新。伟大的东西固然不怕重复，但形式的重复 
将影响故事情节的设置，使悬念的分量大打折扣。 

2003-12-13 22:04:00

　　昨天在书摊买到林德尔.戈登写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如获至宝。伍尔夫——这个忧郁而敏感的英国女性，在第一次接触时就与我如此贴近，对我的整个心灵形成巨大的感召。现在，读着她的传记，就如同在她的经历中再次亲历我对她的热爱，通过捕捉她生活中每一点个人印记更努力地向她靠近，向那业已逝去的优美灵魂靠近，获取冬日里稀少的温暖。她富于现代性的见地，她优美而微讽的文笔，她向我们敞开的独特的存在瞬间，就像雪天闪闪发亮的冰凌一样散发着光芒，而她敏感的性格和精神崩溃又使她的述说更加真实可感，通过疯狂的所见向我们展开世界的真相，通过不可沟通达到更隐秘的沟通。也许只有在失语状态中，我们才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只用眼光就能读懂对方脉管里的颜色。我阅读她所有的著作，关于她的资料、描述和传记，这一切不过是一种朦胧的努力，在下午昏暗的光线里伸出手去，朝着遥远的地平线，试图触摸什么——通过他者抵达自己的心灵小径。
　　夜里我想到女性主义的不可能，不禁暗自痛哭，对女性的处境充满绝望。而现在读着伍尔夫，我心里依然能够感到她给予我的一贯的信心——尽管不能完全清除我的困惑，但她就在那里，目光里包含着冷静和愉快，头高高地抬起——她站在那里，成为一个模糊的理想，从心底里给我安慰，给我希望，把我从孤独的，旁人无法搭救的封闭状态中拉出来。我们并不是重叠在一起的影子，然而我在差异中寻找到了力量。她机智的审视和回忆背后，是我终生向往的心灵：冷静睿智，具有分析问题的才智却又始终敏锐，毫无学究气，始终年轻、生气勃勃。

2003-12-03 15:53:00

　　被各种理论言辞搞得昏昏然时，我重新拿起了茨维塔耶娃的书，从上次断开的地方开始，从诗剧《阿莉亚德娜》开始，进入她独一无二的女性世界。她的诗剧更多的是诗，是设置在戏剧场景中的诗，从岩石中绽裂出雪白，这紫色封皮下闪烁的魂灵，开始了她新鲜且永不疲惫的吟唱。她的小说和诗剧，总爱以女性的名字命名，就如其中充满女性特质的柔软热情一般。她的剧本不是用来演出的，它无需用演员的手势和语调来表现，它自身已具备扬抑顿挫，具备美，通过语言和想象向我们敞开。她的作品是用来诵读的，一个人的诵读，就像在熄了灯的舞台上回想曾有的绚烂。
　　她喜欢用古典的人物，古希腊的悲剧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英雄和少女被命运所困。但在茨维塔耶娃笔下，没有绝望的悲恸，主人公得到道德的宽恕，如《费德拉》结尾处忒修斯所说：
　　“这本是一场古老的没有悬念的论争。
　　 没有清白无辜者。人人都有过错。”
　　他们得到宽恕，伦理暂放一旁，由此流露出的，是纯粹的美，没有负重的美。古希腊的自由得到恢复。悲情的英雄在走向命定死亡的过程中展现最大的透明和火。灰暗天空下面的徜徉是春天般的，草叶的温暖复苏生命，以及永恒的悲哀与镣铐。镣铐也是一种美，它是隐秘力量的象征，而非世俗法规的阻断。一种信仰背后矢志不渝的献身，面色苍白的姑娘把荆棘编成皇冠，接受神的加冕。茨维塔耶娃呈现出骨灰盒中的欢唱，她不曾停息过，不曾因为哭泣把脚步拖得软弱迟钝，《阿莉亚德娜》里提琴转调般的咏叹：
　　“黑色的，黑眼睛是绿色的，
　　黑色的，黑眼睛是明亮的。

　　黑色的黑眼睛是红色，
　　黑色的黑眼睛是慈善的。

　　黑色的黑眼睛清晰可见，
　　黑色的黑眼睛拼命叫喊

　　黑色的黑眼睛变明亮，
　　黑色的黑眼睛是白色的。”
　　从中我们所感受到的，难道是死灰一样的哭泣吗？不是的，那是少女的爱情般的哀悼，柔和的哀悼，夜莺的歌声和眼神，但永远不是最后结局。一切都不会死亡，生命的种子已经开始萌动，盛满琼浆的酒杯在墓碑上方交织起来，如同最坚固的誓言，无法泯灭的手势。那些岩石和海边的峭壁都是古代的，而歌声却是我们的，中间并无距离。这是最后的史诗，在世界粉碎的前夜，最后的高音，诗歌上袒露的真。
　　合上书页时，我仿佛从一只烛火的温暖里跌落出来，闯进这个秩序井然，却为我所不理解的现实世界。当我们不得不用世俗的语言表达一切生活和自我体验时，我们已永远失去了神性的光辉。世界变得散文化，词语垃圾一样堆砌，仿佛一件艳俗的礼服，高贵从革命的字典里除掉，身穿粗布袍子的上帝不复存在。然而，是市民生就鄙俗吗？是乡间的餐盘肮脏吗？抑或我们的表达出了问题，我们朗读时的心情出了问题？莎士比亚的剧本在舞台上遭到嘲笑，只是因为他竟然向生意人和学生们使用诗的语言。神殿的支柱坍塌了，距离的重合割断了词语的高度，正是这种跌落，这种对距离的拒绝，使今日的文学中，难以再出现茨维塔耶娃那样的，叙述中暗含的高贵。仔细打量就能发现，她并未使用多少珠翠式的意向，但从她笔下说出的每一句话，即便是对贫困和日常的描述，都闪现华贵的光芒。什么才是她的点金石？是对诗化语言的执着，对语言陌生化和距离的把握，更多的，还是灵魂里的真，对自由的追寻以及面对一般民众的平等眼光，对他们的真诚热爱。干燥无光的台词是对观众的侮辱，而自然的高贵，自然流露的自我对语言的审美力，才是对所有阅读者和观众抱有的充分信任及交流态度。民众并不拒斥诗意的语言，除非它是故意高高在上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徒然降低身份去“迁就”，结果却只是造成了自身的乏味与受众的恶习。沉落的尘世并不讨好，我们已经见识了太多的平凡和污秽，不愿在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再温习一遍，我们在言说中寻求安慰，寻求宣泄过后的拯救，那才是使孩子安然入梦的最好故事。他们并不喜欢把头放在枕头上时，再经受各种虚幻的恐吓。
　　被怀疑的纷繁折磨时，我拾起了茨维塔耶娃的书。我躺在她女性的温柔羽翼的遮盖下，这样夜空就是温和的，隐没的星光向我述说种种传说，发生在风的草原上或呼啸的海水下面的，被歌的泪水沾湿的传说。
　　初冬空气寒冷的今天，晚上我梦见狮子。

2003-11-29 01:45:00

　　《一个人的房间》是以独特的笔法写成的一本书，作为论述类型的文章，伍尔夫却试图以散文的笔调娓娓道来，其中呈现出一种努力，即不仅要在内容，还要在文体上实践自己的观点——同时具备男性的逻辑明晰性和女性的优美情感。文章的开头似乎让人感到一种愤怒，公共教育对女性的拒绝，社会规范和习俗对女性发挥艺术才智的限制和讥讽，男性作者谈及女性时流露出的偏见，只要挖掘缺失的历史书页以及本时代被埋没的现实，就足以引起普遍的愤怒和不满。作者从当时以及历史两方面的著作和评论出发，首先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他们在评论中对女性智力的贬低，作者看来，无疑是期望从女性这面魔镜中看到夸大了的自我形象，从而获得一种慰籍，而他们的观点大多缺乏可信的考证，只是激烈的情绪宣泄。针对女子才智遭到的贬低，作者用描述故事的形式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在伊丽沙白时代，确实不可能出现一位莎士比亚那样的女子，其原因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习俗对女子受教育和进行艺术创作的严厉阻挠，以及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以至无法拥有进行创作所需的起码客观条件。社会乃至家庭成员对女子创作抱有的态度不只是漠视，而是一种敌意和刻意嘲讽，她们甚至无法毫无遮掩地完成自己的手稿。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意味着一个独立空间，还意味着不受干扰和自由勇敢的表达，这种条件，即便是在最潦倒的男性诗人那里，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女性却要在厨房，在半掩的房门背后用吸墨纸盖住未完的手稿，仿佛在风雨飘摇的小舟上歌唱。
　　上述困难在女性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也是无法消除的，在接下来作者列举的女性作家中，她分析了她们在写作上呈现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一再指出环境的窘迫给她们的作品带来的影响。先是一些出身贵族的女性作家，如温切.西尔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到中产阶级的贝恩太太，以至出身平民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三姐妹，她们都呈现出自身女性式的优美和细致的观察眼光，特别是简.奥斯丁，她能够从传统的男性写作方式中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叙述话语并始终坚持它，为今后的女性写作开辟了一条道路。她们的写作题材大多限制在狭小的厅堂之中，这与她们无法拓展生活空间有很大关系，但她们能在其中尽情显示自己的犀利目光，以小见大，或嘲讽，或歌颂，使相似的题材呈现丰富的表达空间。她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女性写作更多的偏向于小说的形式，因为小说更像观察的产物，不需要像诗那样运用抽象的思辩（像奥斯丁那样的平民女性，是无法接受更多正规教育的），也不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来完成，它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像蚂蚁堆砌食物那样，用更长的时间把片段组合起来。她们的天赋和坚韧毅力使她们突破环境的局限，在劳作的零星空余时间里完成的小说，并未因为时间的断续而失去连贯流畅的风格，事实上，它依然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浑然天成。但另一方面，创作的窘迫还是在她们的叙述中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来，平静的叙说有时会被哀怨的情绪打断，“本该写得冷静时，却写得激动，本该写得机智时，却写得呆板，本该描述她的人物时，却描述了她自己。”“她的天赋永远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书必然有扭曲变形之处。”这些都源于女性作家对自身状况的不满和寻求更大自由的强烈渴望，隐秘的渴求扰乱了她精心构造的叙述。这不仅是夏洛蒂写作的欠缺，也是同时代女性作家的通病。
　　由此，话题延伸到更深层次的探讨——关于小说写作的诚实态度。这种诚实态度不仅指写作时平和纯粹的心境，还在于，一个女性作家，如何在写作过程中避免男性批评的干扰，从男性视野中走出来，建立自己的世界。作者把目光集中到一位当代女作家玛丽.卡迈克尔身上。她的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突破了传统作品中依赖男性及婚姻关系表现女子形象的手法，大胆地表现女性之间的微妙情谊，开辟了新的表现天地，这又是极其困难的——“我想看一看，玛丽.卡迈克尔如何着手捕捉那些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姿态，那些从未说过或只说了半截的话语，当女人独处一隅，未曾给另外一性的光怪陆离的光线照亮时，这些姿态和话语本身，不过像是飞蛾掠过屋顶时留下的暗影。”但在这个微妙的世界里，女性第一次独立站到舞台中央，通过彼此的话语和手势，照亮了自身。她们表现出完美的智慧和“极其精妙”的个性，这种优点无法通过男性世界中的勋章荣誉来证明，证明恰恰是通过这些获得勋章和各种荣誉的男性作品来体现的。历史上如雪莱、歌德、伏尔泰等伟人，他们对女性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倚赖，“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仰慕女人，追逐她们，与她们一道生活，向她们吐露心声，同她们做爱，描写她们，信任她们，显露只能说是对另外一性中某人的需要和依赖。”这恰恰表明，他们对女性特质这一自身缺乏的品质的需要，说明女性性格特点的重要和“精妙”，男性需要通过她们补充自己干涸的思绪，使自己的创造力在不同境地的滋润下重新活跃起来。而这也恰恰是对那些自负的男性批评的一种回答，他们蔑视的，也正是他们竭力寻求的。
　　叙述似乎在引向对女性不平地位的分析以及愤怒指责，而事实上，作者像吹熄一只蜡烛一样，突然熄灭了她潜藏的愤怒。她并不想成为一个愤激的“女权主义者”，她的态度是冷静的，她看到的不是逐渐直起腰来的单独的女性形象，“眼见两人走到一起，上了出租车，我就不必再费力气，而头脑也复归和谐。”这不是女性的愤怒抗争，这是两性的融合、互补，一个“雌雄同体”的优秀头脑，才是作者的最高理想。谈论性别差异，正是为了最终遗忘它，在人的基础上，存在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高度发达的头脑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会专门或孤立地想到性。”作者最欣赏和期待玛丽.卡迈克尔的也是“她像女人一样写作，与此同时，又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因此，只有当人意识不到性别时才会出现的那种性的质感，不禁活泼泼地跃然纸上。”这才是本书论述的最终目的——期待一种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特质的写作方式，最本真的，心怀仁慈的写作。在这种状态中，人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偏见和愤激的左右，表述如清泉一般汩汩而出。通过消除对性别的关注，使两性达到最高的平等和融合。这不仅是伍尔夫对文学创作提出的理想，也是她对妇女问题的一贯观点。因此她也对女权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它强调性别问题，从而导致男性自我意识膨胀，反而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性别歧视。但这种构成论观点对女性运动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希求着一个更加合理的平衡点，这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
　　但不管怎样，伍尔夫关于两性融合的理想仍然是引人的，体现了她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独具的冷静客观的眼光，她以展现思路的新颖方式，给干燥的论述赋予散文的优美气息，从这一点来看，《一个人的房间》不愧为结构与形式浑然一体的优秀之作。